芷江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展墙上，一幅泛黄的老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七位中国将军正在与一位美国将领攀谈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意，大战胜利后的松弛感扑面而来。照片下方写着“芷江受降典礼结束后，中美高级将领在陆军总司令部前尽兴畅谈”，这样轻松欢愉的表情在众多抗战照片中难得一见。不知道是哪位摄影师抓拍到了这一瞬间，将军们的话题也无从知晓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，和平终至，他们的好心情彼时也正在中国大地蔓延。
龙溪口码头的篝火晚会
芷江旧照里溢出的笑声，让我想起了与芷江临近的新晃发生的另一幕，同样的欢笑不同的底色——抗战最紧迫的1938年初，长沙临大师生迁滇途经晃县（今新晃），当地同胞为他们举行了一场载歌载舞的营火联欢会。如今站在新晃龙溪口码头，遥想当年发生于此的往事别有一番滋味：师生们的脚步和竹杖渐渐把硝烟抛在身后，湘西小镇夜色降临，篝火点亮时，火光映红了一张张意气风发的脸，欢笑声随着火苗摇曳，夜晚的舞水河静静流淌着，像一位识趣的观众，不愿打搅河岸上尽兴的人们……
同样的欢乐，跨越7年的时空，在我的思绪里相遇，余音缭绕，从芷江将军们被定格的笑容里我听到了中国人欢庆胜利的锣鼓喧天；而在新晃的欢笑声里我仿佛看见了一张张蓬勃而倔强的脸，手拉着手围着腾腾篝火，一遍遍大声地喊出那四个字——中国必胜。飘荡在湘西大地上的欢笑声，像历史长河里的涟漪环环相扣，发生于不同时刻，却好像在精气神上互为因果，正是因为中国人心里存着胜利终将到来的信念，存着克服万难，永不言败的精神，才有了胜利的瓜熟蒂落，才有了最后的浴血荣光。
如今的新晃县龙溪口码头，一块刻有南渡记忆的巨石立于岸边，下方标注着湘黔滇旅行团云贵高原步行起点。舞水河平静流淌着，一如既往，越过对岸群山，便进入贵州了。当年那场篝火晚会结束后，长沙临大师生从这里继续西行，徒步向更远方的昆明进发。让我们来重温一遍1938年3月15日龙溪口码头的那个夜晚吧。
新晃龙溪口码头
湘黔滇旅行团的徒步路线是长沙临大入滇三条线中最艰苦的一条，学生体检合格方能参加。旅行团2月20日从长沙启程，男生244人，另有黄钰生、闻一多、曾昭抡、袁复礼、李继侗、吴徵镒、王钟山等11位教师组成辅导团同行。如今得益于新晃当地对西南联大文化的保护，当年辅导团驻址修葺一新，随团教师塑像伫立其中，坚毅的目光注视着前方，像是藐视一切困难，长沙临大西迁入滇路线绘在墙上，密密麻麻的红黑色箭头如作战地图一般。事实上，旅行团徒步入滇不仅是一次文化长征，也是一次军事远征。中将黄师岳作为团长随行，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湘西王陈渠珍给沿途土匪打招呼，以确保对旅行团秋毫无犯。所以当旅行团到达晃县时，受到群众欢迎自在情理之中了。
龙溪古镇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驻址
3月15日晚，龙溪口码头营火联欢会，旅行团与当地苗族、侗族群众聚集一堂。学生们演唱了革命歌曲《五月的鲜花》《毕业歌》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》，一位苗族中学女生，在笛子伴奏下，唱了《卢沟桥问答》，有人请闻一多唱歌，他推辞不掉，用英文唱了首《马赛曲》，歌声嘹亮激昂。同学们演出话剧《送郞上前线》，没有女同学，剧中妻子由男同学装扮，在笛子和二胡伴奏下，“小两口”扭着腰身上场，观众的笑声和掌声此起彼伏，当唱到“我要勇敢杀敌人，报我祖国仇”时，全场欢腾。一位侗族女孩拉着闻一多跳舞，曾昭抡、李继侗也开心地加入其中。欢声笑语穿透黑夜，在明亮的火苗中升腾，师生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喷薄而出。
文化西迁，从长沙到昆明
当我们习惯于谈论西南联大辉煌时，常常会忽视这场文化西迁起步之艰难。1937年8月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南迁至长沙，成立临时大学。随着南京失守，长沙告急，临大决定西迁昆明。很多学生签名反对，认为逃难式搬迁无异于逃跑，是视救国责任于不顾。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也明确表示不赞成。而学校认为，云南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通国外，设备仪器容易运到。北大校长蒋梦麟态度坚决，“汽车也没有，船也没有，最好要到那里去，就用两条腿走，这也是一种教育。”见思想难以统一，蒋梦麟请来陈诚，陈诚对学生们说：“对日作战是长期的，政府深信抗战一定胜利，只有少数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，理应承担更艰苦更困难的使命，现在政府为了抗战组织青年从军是必要的，可培养未来建国人才也很有必要。”经过系列斡旋，留校的大部分学生选择了随校搬迁，至此拉开了文化长征的序幕。
著名诗人穆旦是湘黔滇旅行团一员，《穆旦传》里有一段他的回忆颇有意思，学校决定西迁后，原先反对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，竟特意给学生们送来了干粮袋、草鞋、水壶、搪瓷饭碗等物，甚至出发前还给学校送来5只猪。随团的黄师岳中将把西迁提高到了保存国粹的高度，认为此次入滇是继张骞通西域，玄奘取经，郑和下西洋之后，中国的第四次文化大迁徙，这与陈诚的演讲异曲同工。学生们的思想逐渐通了，明白了保存和传播文化火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战。湘黔滇旅行团启程之后，一路践行“借以多习民情、考察风土、采集标本、锻炼体魄、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”的要义。
旅行团所经之地即是师生们的学堂，袁复礼沿途考察各种矿藏；曾昭抡发现有些学校不学国文、算术、常识，还在读四书五经；闻一多边走边收集少数民族地区山歌、民谣；吴征镒每日采集标本、记录沿途植被。学生里穆旦的苦学精神为同学津津乐道。西迁前他买了本英文字典，边走边读，背熟后陆续撕去，抵达昆明时字典已撕光。一路上他已在为后来让他声名显赫的组诗《三千里步行》打起了腹稿，《穆旦传》作者评价西行对穆旦的深刻影响，“三千里步行，从城市走向原野，历史感和现实出来了，穆旦的诗歌，至此境界始大，多了一种家国的情怀。”
在这漫漫三千里路上，走的是那个年代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代表，旅行团里像穆旦这样的刻苦的同学一定不会少，但我好奇除了争分夺秒学习之外，两个月时间里，一路同行的他们，“业余时间”还会想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？一定会想念家人和女友；一定会畅谈理想；一定会感慨于沿途看到的贫穷、不公与愚昧；一定会纵论国际局势；一定会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；一定会聊天拌嘴发牢骚；也一定会兴高采烈地谈论姑娘……无数个“一定”才能构成一个个鲜活的灵魂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只有一个个鲜活的灵魂才会成倍地生长出对和平和光明的渴望，成倍地生长出战胜敌人和牺牲自我的家国情怀和信仰。
军事东迁，从昆明到芷江
长沙临大迁到昆明后，正式更名西南联合大学，当这场文化西迁暂告一段落之时，一场军事东迁也正蓄势待发。随着战局变化，怀化芷江战略地位越发重要。1943年开始，中国和盟军的军事力量陆续从大西南东迁芷江。1943年飞虎队总部从昆明迁往芷江之后，美国驻中国空军司令部、后勤司令部以及中美空军第一大队也从昆明追随而至，直至1945年中国陆军司令部也迁往芷江。芷江成为了中国抗战前线最重要的军事枢纽。从全面抗战爆发至胜利，中国及同盟国军队在芷江驻扎的各种军事机构多达220个。
芷江受降典礼旧址
联大西迁是为了有朝一日的回来，而军事的东迁正在使这张时间表变得紧凑而清晰。1945年4月至6月，日军为摧毁芷江空军基地发动了湘西会战，这是中日双方进行的最后一次大会战，也是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最后的垂死挣扎。双方参战兵力达到28万余人，最终中国军队大获全胜，日军以惨败告终。在伤亡27000人之后，日军对华中华南已不再构成威胁，中国军队进入全面反攻阶段。抗战争胜利后，正是因为芷江特殊的军事和地理条件，中国战区首个受降地即选择于此。如今芷江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完整复原了1945年8月21日受降典礼现场，连当年使用的桌椅、沙发都是原物。时间过去整整80年，立于受降典礼旧址外，想到当年日本投降代表交出百万侵华日军在华兵力分布图时的情景，依旧心潮澎湃。
1946年5月4日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举行结业典礼，7月31日宣布结束办学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回迁原址。军事东迁为文化西迁画上了句点。（注：文中芷江、新晃均隶属于今怀化市）
（作者：吴勇）
（原载：《北京晚报》，作者系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副主任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