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赵阿芳
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987年的春天，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调往沂蒙山任职。
在那个消息闭塞的年代，也不知父亲怎么得知的讯息。
他托老朋友往莒南试验站跑了好几趟，终于讨来两株抗寒茶树苗。
茶苗细得像我铅笔盒里的蜡笔。母亲一脸的难以置信：这南方的娇贵东西，在北方能活吗？
“她们可是会看人脸色长，有灵气儿的呢。好好对她，她肯定能长好。”父亲很有信心。
父亲在我家院子东南角砌起挡风石墙，碎蛤蜊壳拌着花生麸，培出个骆驼背似的小土丘，又找来一块油纸，搭了粗糙的暖棚，两株茶苗从此在我家安家落户。
年底腊月头场雪那夜，父亲把我大叔给他的军大衣裹在茶苗根处保暖。
记得那时冰碴子顺着棉絮往他指缝里钻，他却是一脸春色，眼神都是亮晶晶的。
现在才知道，那时的父亲，在精心守望着一个希望。
酷热的夏天，我高考落榜了。
暑气炎炎的夜晚，我蹲在院角的茶树旁边流泪边撕课本。
哭声惊飞了叶底的七星瓢虫，光晕里茶花却正在夜露中缓缓绽开。
父亲不知站在我身后多久了，他捧着一个搪瓷缸，里面是他最喜欢的酽茶。
缸身磕碰的凹痕里积着经年茶垢。
“芳子，喝杯茶清凉清凉吧。”他吹开浮沫的声响，像极了童年教我吹蒲公英的模样。
我乖乖地把茶缸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苦得我直皱眉头。
“这浓茶啊，入口像吃药，一会儿就品出蜜味啦，你细品品，这茶可是咱们自己炒的呢。”父亲提示道。
确实如父亲所说，茶汤的苦味滑过喉头后，有丝难以明说的甜意在后槽牙打转，混着搪瓷味的回甘一阵阵在口腔里回荡。
“你瞅瞅这花骨朵。”父亲掐下一朵米粒大的茶花搁在我掌心，“开得比牡丹晚，香气却能在舌尖停三春。”
蝉鸣声里，父亲拎起浇菜用的铁皮壶，将凉白开徐徐淋在树根：“你听这声儿——”水流渗入泥土的响声中，竟夹杂着气泡破裂的脆响。
“根须在喝水呢。”他蘸着茶水在石板上画曲线，“闺女啊，人生的道儿啊，比茶叶脉络还曲绕，可到底都通着主茎，不管走哪条道只要你用心，都能过好这一生。”
难熬的夏天终于远离，那年深秋，我打起行囊，奔向远方。
出发的那天清晨，茶树突然爆出十几枚新芽。
父亲采下一朵最肥的芽尖夹进我的笔记本，叶脉在纸页上洇出墨绿的航线：“芳子，你要记着，苦后回甘的劲道都在叶筋里呢。”
惊蛰，清晨的露珠还凝在窗台，父亲已蹲在茶树根旁松土了。
他总能在茶枝爆芽时准时惊醒：“这是根须在地底打更呢。”
“看这老叶上的纹路。”他摘下半片越冬老叶对着日头。
叶脉在光线下变成金色的河网，1998年那场胶东大雪冻出来的疤，倒成了春芽的引水渠。
父亲的茶剪磨得发亮，手柄缠着我儿时的红绸绳，老病枝在他的剪刀下断得利落又慈悲。
每年的春分，他都会隆重地泡上一壶茶：粗瓷壶里抓把两三年的老陈茶，再加上当年最新的头茬芽茶，茶水注下去，三代茶叶在漩涡里浮沉。
他管这个叫三辈子茶。
“看，这老叶托着新芽往上顶呢，咱们村啊，现在可以推广种茶增收了！”茶叶在茶杯轻舞飞扬，父亲笑起来时眼角的褶皱，那些被岁月犁出的沟壑里，兜住了满溢的春光。
清明的第一场细雨里，我带儿子回到老屋。
等待拆迁的老屋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鲜活，耳边是呼呼的春天的海风，眼前是衰草连天的老院，这还是我记忆中长大的家吗？
儿子突然指着树根惊叫：妈，快看，俺姥爷的茶壶！
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父亲当年手砌的贝壳墙残基依旧能看出蛤蜊皮的灰珍珠色，两株老茶树依旧在静静守望着小院。
扒开茶树底部的碎石块，那个磕破了壶嘴的瓷茶壶倒扣在土里，内壁结着的茶垢已凝成了山水纹。
暮色漫过斜阳时，三十年光阴在茶汤里静静洇开：
那年的海风正在叶底回旋；
那年的月光给新芽镶银；
那年的茶园枝头挂上了红绸；
此刻，在茶树皲裂的老皮下，又隐约爆出几星鹅黄——恰是父亲当年教我辨认的，春天最初的模样。
儿子说，胶东绿茶上热搜了。
我突然想起父亲当年围在茶树上的军大衣和挂在茶枝上的温度计。
晚风掠过老屋，几十载春天的茶语忽然簌簌作响。
儿子将那把旧茶壶仔细装进了铁皮盒，他轻哼着父亲教会他的京剧老生唱段，新一轮蓬勃的萌发在茶树枝头酝酿，饮着旧年月光与新雨，把根须悄悄伸向父亲长眠的山坡茶园，在四月的春风里摇曳，像极了父亲那晚亮晶晶的眼神。
从老家回来的那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：父亲笑吟吟地站在春风浩荡的茶园里，依旧端着他的搪瓷缸，爽朗的笑点亮了四月的茶园，“看，茶树鼓新芽！”
一瞬间漫山遍野春色涌动，茶香浸透了春天。
（本文作者系烟台牟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