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问一
蒋介石为何以德报怨？
当年日本投降，蒋介石发表了决定优待投降日军人员的讲话，他说如果打杀虐待已经投降的日军和日侨，只能造成冤冤相报永无了期，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。蒋介石的这个政策，被当时国内外解读为对日本“以德报怨”。
那么，为什么蒋介石决定要对投降之后的日本人宽大呢？
不排除蒋介石的“以德报怨”解释有一定的道理：冤冤相报何时了，确实可能不利于未来的和平，不过，蒋介石“以德报怨”的政策，至少同时拥有以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动机：
动机一：日本虽然投降了，但是，在中国大陆还有一百万的日本兵，荷枪实弹，倘若没有优待俘虏的政策，可能在接收日军投降的时候，会激起一些暴动、兵变之类的。
动机二：日本投降之后，在敌占区出现了国共两党“竞争接收”日军投降地区和物资的态势，为了和八路军、新四军争抢接收日军投降的权力，蒋介石有必要出台优待日军、“以德报怨”的政策，否则，日军如果选择向八路军、新四军投降的话，那么大量的日军武器，就会落入八路军、新四军之手，这是蒋介石所不愿看到的。
动机三：蒋介石考虑到日本的军事技术优秀，所以，蒋介石希望日本投降之后，能争取到一批日军的将才，以“顾问”等形式，为国民党打内战服务，基于这个考虑，蒋介石有必要出台“以德报怨”的政策，收买日本的人心。
疑问二
日本到底有没有赔偿过中国？
鲜为人知而且有趣的是：日本当年投降之后，并非从来没有赔偿过中国，事实上，日本给了中国一些赔偿，虽然价值不算太高。
举个例子：日本投降之后，盟军总部对日本的一些物资进行了瓜分，其中，国民政府分得34艘日本军舰，这34艘日本军舰，于1947年开到中国，向中方完成了交付。
这批赔给国民政府的34艘军舰，含驱逐舰7艘、护航舰4艘、巡防舰13艘、扫雷艇7艘、各型运输舰3艘，总吨位35000吨。
此外，国民政府曾经派出货轮“海康号”、“海浙号”、“永兴号”等，赴日本接收其他赔偿物资，包含机床、设备、造船器材、钢铁、化工原料、轻金属等等各类物资，从1948年1月起，国民政府共派船22次，运回赔偿设备12504箱，计35912.76吨。
所以，日本投降之后，其实是赔偿过中国的，只不过，相比起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造成的伤害，这些赔偿当然只是杯水车薪。
疑问三
台湾当局为何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？
但是，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物质赔偿，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，而且，受益不多，很快，国民政府败退台湾，后来，台湾当局放弃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。
然而，为什么呢？
答案是这样的：1952年，台湾当局和日本签署和约，当时蒋介石已经失去大陆，为了争取日本承认这个领土小得可怜的台湾作为“唯一代表中国的正统”，台湾当局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权。
疑问四
新中国为何放弃对日赔偿请求？
不过，台湾毕竟太小，从经贸、文化交流等各方面说，实际上台湾并不能代表中国，所以，日本长期不和新中国打交道，其实是不利于日本发展的，所以，日本一直盘算着和新中国建交。
日本是美国的小弟，随着美国和中国关系回暖，日本于是和中国接触，结果在1972年，中日建交了，当时中国对于中日建交，提出了三个条件：承认新中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正统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废除1952年日本和台湾当局的《中日和约》。
然而，麻烦来了：在1952年日本和台湾当局的中日和约里，台湾当局放弃了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权，那么，这就给中国出了一个大难题：
如果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权，那么其实需要在国内面对一些非议。
如果中国坚持要求日本就战争支付高额赔偿，那么，显得中国政府的胸襟不如台湾当局，显得很小气，且，也不利于推动中日建交。
这是个两难。中国当时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。
那么，怎么办呢？
中国这边当时通过某些渠道打听到：如果中国坚持要求战争赔偿，那么日本会“推迟和中国建交”，换句话说，日本会搁置建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方面认为：如果向中国支付巨额战争赔偿，对日本当时的经济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说穿了就是：当时赔不起。
那么，中国综合各方面情况，权衡利弊之后，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权，所以在1972年的《中日联合声明》的第5条，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，然后，中国和日本就顺利建交了。
疑问五
中国为何特赦日本战犯？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抚顺和太原两所战犯管理所，一共关押了1109名日本战犯，然而在1956年和1957年的时候，除了其中45名实在罪大恶极的战犯之外，其余1064名战犯，被全部释放回国。
那么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释放1064名日本战犯呢？
其实，这件事也是从中日未来恢复邦交的长远考虑，在1956年、1957年那时，日本以台湾当局为“中国正统”，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那么新中国作为一个新生国家，自然是希望能和更多的国家建交，包括日本。
然而，当时新中国如果争取和日本建交，那么意味着要说服日本和台湾当局断交，然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为达到这个目的，中国需要释放一些善意，所以，对改造良好的、确有悔罪表现的日本战犯，释放回国，是一个释放善意的举动，从后来多年来看，这个行为是有效果的。
当然了，日本战犯即使确有悔罪表现，放回日本的话，在中国的国内，还是有一些争议的，这个不展开说。
疑问六
日本为何向中国提供援助？
1980年至2004年，日本通过资金赠与、技术援助、低息贷款等多种形式，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、“无私”的援助（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，简称对华ODA）。
截止2004年，日本对华资金赠与总额达1457亿日元，技术援助总额达1505亿日元，低息贷款总额达31331亿日元。
举例说我们都知道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、上海浦东国际机场、广州白云国际机场、武汉长江二桥、中日友好医院等……大量的基础设置，都是通过日本的援助而建成的。
那么日本为什么要援助中国呢？
其实，日本援助中国，和我国援助非洲，是一个道理。
众所周知，我们国家一直在援助非洲的一些国家，免费帮他修路、建桥、建机场、建医院、派出医生给他们黑人免费看病，甚至给他送钱……各种形式的援助。然而其实每一次援助，后面紧跟着的，都是一大批的中国企业和中国生意人，几乎每一次我们花钱在非洲铺路，很快中国的大企业，还有我国的各种生意人，就跟着来了，他们在当地承接各种有偿的生意，例如承包矿场、承包耕地、承包各种建筑工程，等等。
所以几乎每一次我国援助非洲，都有一大群的中国人跟着去发一波大财回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援助非洲，不是纯粹的慈善，更重要的，是铺路，是为我国的生意铺路。日本和中国建交那会，以大平正芳为代表的日本政治家，非常清醒地认识到：历史上侵华战争在中国的恶劣影响，在当时尚未消除，那个时候，日本企业贸贸然冲进中国市场，其实是很不安全的。为何？因为中国人很容易排斥你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当年日本政治家经过了严密的计算，作出决定：援助中国，为日企铺路。
这就是为什么1979年12月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时，突然宣布：日本要对华提供“政府开发援助”（ODA）。
大平正芳当年回到日本国内回答媒体质询的时候，对日本援华一事，他解释得很清楚，他说：
“帮助中国富强起来，可以使世界（包括日本）更加美好，日本援华，已经兼顾了日本本国的利益”
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，读者你的爸爸曾经在李村杀过人，你家在李村名声不好，现在你想到李村去，卖你自己包的粽子，你敢去吗？
你根本不敢去，因为人家可能会揍你呢。
可是你又不得不去，因为毕竟李村人口多、市场大，你为了生存，还是要厚着脸皮，到李村去卖你的粽子。
为了在李村能平平安安地卖粽子，于是，你自己掏钱，先把李村的桥给修了，把人家的路给铺好了，顺便帮人家把祠堂也给免费装修了一下，先修复一下自己的名声，然后，你才敢进村卖粽子。
万一有人因为你爸当年的事要揍你，起码有人来帮你解围：放过他吧，咱村的桥、路、祠堂，都是他给修的呢。
就算没人给你解围，起码你就获得了自我辩护的底气：你好意思打我吗？杀人的是我爸，你能怪我吗？还有，贵村的桥是谁修的？路是谁修的？贵村的祠堂是谁免费装修的？是我！是我！是我！你这样一说，别人要揍你，想想也不好意思了。别人想制止你进村卖粽子，也就不好意思了。
疑问七
为何香港乐坛喜欢抄袭日本流行歌？
曾经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，香港乐坛的流行歌曲，有相当比例，都是“抄袭”日本的流行歌曲，例如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、《酒红色的心》、《飘雪》……等一系列红遍华语世界的香港流行歌曲，都是抄袭日本已经走红的流行歌曲，所以当时香港乐坛有个说法，说日本一个女作曲家（中岛美雪）养活了半个香港乐坛。
然而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当时香港的乐坛，那么喜欢“抄袭”日本呢？为何不可以原创些呢？
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：
其实当时的香港乐坛，并不是“抄袭”日本歌曲，当时香港的唱片商，基本上都是正儿八经向日本版权方支付版权费，光明正大买来的曲子版权，然后填上广东话的歌词，就开始翻唱了，当时这个模式，几乎是一唱一个红。
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难道香港没有优秀的作曲家、写歌人吗？其实，不是香港没有好的作曲家，而是因为当时香港的唱片业，竞争白热化，唱片商不愿冒资本的风险，如果采用香港本土的原创歌曲，无论试听的时候感觉多么好，始终都拿不准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经过市场的考验，真金白银的投资啊，血本无归，那可怎么办。
所以，当时香港的唱片商很鬼精：直接把过去几年在日本已经被市场证明走红了的歌曲的谱子拿来，填上中文歌词，这样做的话，就很稳妥了。
换句话说，当年香港的唱片商喜欢直接借用日本流行歌曲的谱子，不是因为媚日，而是一种简单的、正常的市场行为，说穿了，都是为了挣快钱而已。